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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电话给老隋，老隋接电话的时候，都显得很谦恭，嗯嗯啊啊地回应毛队长，我也没听清他们在说什么。随后，老隋就把电话递给了我。
“庄总，我们兵分两路，你在成都青羊宫一带打听，那不是我辖区，我不好直接出面。我到张继才家乡去打听，免得你到他家乡，打草惊蛇。”
果然专业，这我先前还没考虑过这多。但是，他用“打草惊蛇”这个词，是不是已经看出，我找张继才是不好的目的？如果我是来寻老朋友，肯定不用这个词。如果我是来找张继才麻烦，对方有意躲着我，用这个词才恰当。但是，毛队长是如何看出来的呢？或者，这句话本身就是在试探我？他常年办案，估计我的小心思，已经被他看出来了？
不管他如何理解了，只要他在安心帮忙就可以。我只好回答到：“那行，你帮我找找，免得我两头跑。”
“如果你在成都找不到，就给我打电话，我们通过其它渠道来。”
就这样，我继续回到成都。在路上，接到了贺部长的电话，只说是顺利，暂时还在德阳，免得他要知道我到成都了，又要客套，造成我们都不自由的局面。
中国的人情往来，就有这一点尴尬。互相客套中，掩饰了各自真正的想法；来往的应酬中，限制了各自的自由。
租了个车，只跑到成都市边上，我就得下车了。因为，他是德阳的出租，不能在成都市区营运。“捉到要罚款的，我一个月都白搞了。”他说到：“现在执法很严的，被管理部门抓了，罚款2000至5000，我们公司有人被抓过，脑壳青痛。”
我听到他所说“脑壳青痛”，就忍不住想笑，这个土话，很形象。我不好勉强，只好下车，另拦出租了。
在拦出租车之前，我在路边随便买了幅墨镜，免得张继才先认出我，悄悄溜掉。最后，坐上一出租车，七弯八转，大约又过了一个把小时，才到青羊宫门前。
典型的道教建筑，按风格估计是明清建筑，建筑年代比较久远，没有后期重修的痕迹，最多只是后期维修，保持了原始的古朴形象。门面斗拱挑檐，云龙彩雕鲜艳；扁额题字苍劲，两层琉璃金黄。我看了看它的门牌号码，“一环西二段9号”，可见是市中心区，保留着这样一座古老的建筑，没遇战乱的成都，确实存有大量的古迹。这应该是成都历史以来的一座标志性的建筑，因为，这个区，就叫青羊区。
我现在顾不上关心它的来历和掌故。要是小池在一起，肯定会对此品评一般。我是来找人的，现在是下午四点钟左右，青羊宫附近，还有一些算命打卦的江湖人士，我先围着它，转一圈，看有没有张继才的遗迹。
一圈下来，没发现张继才，但也看出一些名堂。这道观之外，与武汉的长春观大致相似，大量江湖算命的人在此摆摊。套路都差不多，只是有一点怀疑，这些人，见我路过，怎么就没一人招揽我的生意呢？
当我孤身一人，来到一个从不熟悉的城市，我的心境，与多年前在武汉时一样。漂泊感是如此熟悉，但此时，我有明确的目的，所以，情绪状态还是有所不同。
为什么没人找我算命，我自已分析了一下。我自己一个装成昂扬的年轻人，步履匆匆，要么是有事要办，根本没有心理的徘徊，不需要算命。另一方面，我的穿着打扮，犹如游客，不像是心怀忧虑的人，不是他们的客户吧。这些吃江湖饭的，对街面上行走的人，大多有准确的判断，他们不会在我身上浪费时间的。
这一圈找下来，我几乎穷尽了周边所有摆摊算命的人，没有发现张继才的踪迹。按老隋所说，有时，他也伪装成道士在周边游荡，但我没有发现有此类人。我看里面许多游客出来，时间已经五点多了，青羊宫也已经要关门了，我只得临时找个宾馆住下，明天到里面去探一探。
完全孤独的一个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不管有钱没钱，每到夜晚，你都会产生出某种凄凉的感觉。
我得给自己找点事干，我先给班长打了电话，了解了岳父母在北京的情况，一切正常。我就把在成都的经历给他说了一下，他虽然也同意我找那个断手人，但提醒我不要冲动。
“你是去解决问题的，庄娃子，尽量不要制造问题。”这是班长对我的忠告，我听了过后，心情也冷静了些。
晚餐在哪里吃呢？成都不是好称小吃之都吗？我问了问，又好玩又好吃的地方，有人给我说了，在府城河边就有很多。我搭车往那边去了。
远远看到，有一座廊桥立在河上，灯光惹眼，我叫司机停下，就这儿了。迎面而来的是个照壁，上书《廊桥赋》，我一看作者，是号称巴蜀鬼才的魏明伦写的，仔细看了一下，这家伙以严格的赋的形式，加入了许多现代的内容。借桥抒发情绪，借赋搞点幽默，是他的风格。
四川是个出才子的地方，比如古代最有名的，李白，苏东坡一家三父子。近代就更多了，郭沫若、巴金是近代最有名的大家。从中国文化史上来看，四川出才子的比例，大概与江浙可以齐名了，究其原因，估计与生产生活水平与方式有关。天府之国与江南的鱼米之乡，在生活富足程度来比，大致相似。况且川西坝子，更是因为都江堰的存在，每年人们闲时多、忙时少，就给欣赏艺术带来了群众基础。
穷不养艺，自古皆然。
但是，四川出的大才子多，还与安宁的社会环境有关。除了明末张献忠的屠杀以外，四川大部分因地理的原因，与中原有隔绝，造成了独特的地方文化氛围。这里风景秀丽如峨眉、西岭，完全可以给诗人提供想象与歌颂的空间，还有川西高原、贡嘎雪山，壮美的风格，给人以大气的风骨。这是江浙文人所不能比的。江渐文化虽然精致，但大气，倒比不上四川了。
天下才子来四川，四川才子出天下。这也是一个独特的现象，这里好像是个文人的中转站，外来的才子，如果到一次四川，文化艺术的风格就会得到杂交和改变，焕发出从前完全不同的雄奇风采，比如杜甫。四川才子出了四川以后，很容易名满天下，是不是也是这种文化杂交后的产物呢？
比如陈毅元帅当年出川时写的诗：“三峡束长江，欲使江流改；一旦破夔门，东流归大海。”
四川的文化人，如果不出四川，就小家子气，如魏明伦般，才虽有才，但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却要打折扣了。他写的《潘金莲》，虽是川剧，但当年也是对传统文化有了一些冲击。他把历史上人们认为可遭痛恨的潘金莲这个人物，写成了妇女解放意识的觉醒先驱，这也算是个独特的视角。但是，后来，并没有再产生更有影响力的作品了。因为，一个文人，如果不将自己的思考对象，放到中华民族整体的文化背景上，不把自己的写作对象，放到当今时代的反思上，它是形成不了巨大影响力的。没有影响力的作品，哪怕再精致、再大胆，也是自说自话。
这让我想起了陕西的三位作家。贾平凹是最有才气的，但他的才气与中国现代的关注点没有合拍，所以，只能叫做怪才。而路遥的才气明显不如他，但他将自己的作品直接对准这个时代，所以就有了《平凡的世界》。陈忠实企图将近百年中华传统的演变史写出来，大则大矣，但焦点不集中，情绪不饱满，意义虽然多，但冲击力差了些。但《白鹿原》的影响，也远比贾平凹的任何作品强，虽然贾是陕西第一才子。
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小池，如果她在这里，免不了要跟我辩论一番，她会有哪些观点和结论呢？
算了，肚子有点饿，先填饱再说。
走到河边一个宵夜的摊子，要了一个兔头，几碟凉菜，一瓶啤酒，就着这偶尔吹来的河风，喝了起来。
过了几分钟，邻座就来了几个外地人，口音估计是东北的，其中有一个成都口音的人作东，估计是招待外地朋友。他们倒是高谈阔论，令我兴趣倍增。
东北人和四川人，都是中国优秀的吹牛大师，我倒要听听，这个成都人，拿什么故事来招待北方的朋友。
“东北当官的多，四川当大官的人少，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是成都人的问题，现场就激发了大家的兴趣，我在一边，也很好奇，看他怎么演绎。
要说，小说就是讲故事，吹牛也就是艺术了。要吹得感情澎湃要吹得别人想听，还真是个技术活。他的话从问题开关，一下就抓住了观众，简直是教书一般的写作经典了。
“主要是追求不同。你们东北人，追求霸气，我们四川人追求安逸。所以，结果也就不同了。”
你看看，先提出结论，这结论本身就不凡，看样子，他举的例子，或许更有听头了。
“追求霸气的人，要么占山为王或者行侠仗义，要么当个大官或者出个大名，追求的是人人都感受得到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这两种力，在官场上才会得到极致的体验，你说是不是？”
当然有人接话了，什么东北官员多、土匪多，什么人都想出名之类的，好像在自动证明那个成都人推断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