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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思齐听费雪娜说过他曾被恋童癖的美国老太太囚禁，也猜测过他的不能跟人触碰与情绪淡漠的怪癖与那场囚禁有关，但她从不知他经历过凶杀案，不由地被吸引了注意力，也为他提起了心：“你是受害方？”
“差不多吧，当时我藏在木柜里，眼见着凶手将尖刀刺进一个美国女人的肚子里，他知道房间中应该还有一个我，到处翻箱找柜地找我。”吴尘的声音松弛有度，富有磁性，像他的电影一样，将自己的故事娓娓道来，但她听得紧张不已，可能关心则乱。
“那后来呢？他找到你了吗？”常思齐急急地问。
“找到了，他打开了柜门，我们四目相对。”语气依旧平淡，不像在说自己，而他说话总是不紧不慢，不像一些语速快的人，会把一个故事一口气说完，常思齐听得着急：“什么！那怎么办？”
“一个路过的叔叔闯了进来，徒手跟凶手搏斗，从他手中夺下了刀子。”
常思齐回想起多年前站在岩壁上居高临下望着自己却连电话也没帮忙打的两个叔叔，而这位叔叔就挺身而出了，心中感到些许安慰：“果然，这世上还是好人多，那后来呢？凶手被抓获了吗？”
“嗯。”但吴尘表情变得很凝重，气氛莫名低沉。
她知道吴尘在一般情况下没什么情绪波动的，所以见他紧皱的眉头和黯然的眼神，不由得问：“是还发生了什么事吗？”
“法庭在审理案件的时候，让我出庭辨认凶手，我没去。”
“为何，因为害怕吗？”
“不是我害怕，是我的父母担心我害怕，没让我去。”
“你真的不怕？哪怕是亲眼见着凶手杀人？”常思齐问。
吴尘回想起那个凶手，他戴着鸭舌帽，压低帽檐遮住自己上半张脸，他跛脚，走路的时候一瘸一拐的，多次出现在他的噩梦中。
常思齐见他未答话，又觉氛围太过压抑，不由换了轻松的语气，调侃：“在我面前还有什么好掩饰的，害怕就说怕呗，我绝对不会取笑你。”
“不是害怕，是愧疚，尤其是现在回想起来。”吴尘道。
“愧疚什么？”
“我没有出庭作证，没有履行证人义务，法官跟我的父母很熟，碍于情面，也没有强行要求我出庭。”吴尘道。
常思齐明白了，吴尘属于三观很正、极有道德感、极有原则的人，童年的时候可能未意识到出庭的义务，也不会违背父母的决定，但是现在的他再回想起来，就认为那是自己做的一件错事。他自己也写过一些讨论案件、涉及法律正当程序的作品，曾抨击过这种纵容证人逃避作证的违背正当程序的事，他更看不惯让人情、关系凌驾于正当程序之上的行为，但做这种事的正是他的父母，他又能如何？
“其实也没什么，你那时候还小，任何父母都会想着保护孩子的，而且你要相信警察、检察官，他们会尽力找足证据、查明案件的。”常思齐安慰他。
“但是我听陈妈说，当时有一对母女来我们家，跪在我家大门前，央求我的父母带我出庭辨认凶手，她们说那位被抓的嫌疑犯是她们的家人，是被冤枉的。”吴尘忍不住伸手去拿烟，这说明他此时有了精神压力——是他的道德感在压迫自己。
“那个案件最后怎么样？”
“嫌疑犯被判了死刑。”
“那对母女呢？就这样罢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