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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听她和姐姐聊天我才知道，她小时候娘家的家境很好，那时我们李家的光景虽然不错，和她王家却是绝不能比的。他们大家族枝枝杈杈四五辈共有四五十口人，男人们多，家里还雇有十几个长工，女人们便不用下地，只是轮流在家做饭。她们这一茬女孩子有八九个，从小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只是学做女红和厨艺。家里开着方圆十几里最大的磨坊和粉坊，养着五六头大牲口和几十头猪。农闲的时候，磨坊磨面，粉坊出粉条，牲口们都派上了用场，猪也有了下脚料吃，猪粪再起了去壮地，一样也不耽搁。到了赶集的日子，她们的爷爷会驾着马车，带她们去逛一圈，买些花布、头绳，再给她们每人买个烧饼和一碗羊杂碎。家里哪位堂哥娶了新媳妇，她们会瞒着长辈们偷偷地去听房，当然也常常会被发现。一听见爷爷的咳嗽声，她们就会作鸟兽散，有一次，她撒丫子跑的时候，被一块砖头绊倒，磕了碗大的一片黑青。
嫁过来的时候，因为知道婆家这边不如娘家，怕姑娘受苦，她的嫁妆就格外丰厚：带镜子和小抽屉的脸盆架，雕花的衣架，红漆四屉的首饰盒，一张八仙桌，一对太师椅，两个带鞋柜的大樟木箱子，八床缎子面棉被……还有那张水曲柳的黄漆木床。
“一共有二十抬呢。”她说。那时候的嫁妆是论“抬”的。小件的两个人抬一样，大件的四个人抬一样。能有二十抬，确实很有规模。
说得兴起，她就会打开樟木箱子，给姐姐看她新婚时的红棉裤。隔着几十年的光阴，棉裤的颜色依然很鲜艳。大红底儿上起着淡蓝色的小花，既喜气，又沉静。还有她的首饰。“文革”时被破“四旧”的人抢走了许多，不过她还是偷偷地保留了一些。她打开一层层的红布包，给姐姐看：两支长长的凤头银钗，因为时日久远，银都灰暗了。她说原本还有一对雕龙画凤的银镯子，三年困难时期，她响应国家号召向灾区捐献物资，狠狠心把那对镯子捐了。后来发现戴在了一名村干部的女儿手上。
“我把她叫到咱家，哄她洗手吃馍，又把镯子拿了回来。他们到底理亏，没敢朝我再要。”
“那镯子呢？”
“卖了，换了二十斤黄豆。”
她生爸爸的时候，娘家人给她庆满月送的银锁，每一把都有三两重，一尺长，都佩着繁繁琐琐的银铃和胖胖的小银人儿。她说原先一共有七把，破“四旧”时，被抢走了四把，就只剩下了三把，后来大哥和二哥生孩子，生的都是儿子，她就一家给了一把。姐姐生的是女儿，她就没给。
“你再生，要生出来儿子我就给你。”她对姐姐说，又把脸转向我，“看你们谁有本事先生出儿子。迟早是你们的。”
“得了吧。我不要。”我道，“明知道我最小，结婚最晚。根本就是不存心给我。”
“你说得没错，不是给你的，是给我重外孙子的。”她又小心翼翼地裹起来，“你们要是都生了儿子，就把这个锁回回炉，做两个小的，一人一个。”
偶尔，她也会跟姐姐聊起祖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