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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们果然不敢真下手，只是团团围住他，欲哭无泪。
“这样吧，你们给我三十块光洋，我就还舍利子。”
“你怎么还？”
“那你们就不要管了。”
对方不大相信他的话，但也没有别的办法，急忙忙取来光洋给他。戴世清一一清点，笑纳于怀，然后取出随身带着的巴豆——一种大泻药。
他吃下巴豆，片刻之后鼓着眼睛在佛堂后面泻了一大摊，臭气冲天。法师和几个手下人总算从泻物里找到舍利，用清水洗干净，谢天谢地地重新置于玻璃瓶。
这以后，他乞无不胜讨无不克，名气越来越大，势力也扩展到罗水那边的平江县一带。连武汉大码头上九袋一类的同行也远道来拜访过他，口口声声尊他为师。他烧一块龟壳，就能卜出什么时候行丐最好，去什么方向行丐最有利，别的人照他说的去做，没有不发的。街上人办红白喜事，席上总要给他留出上宾的位子。不见他来，就担心一餐饭吃不安稳，担心叫化子们前来吵棚。一位当过道台的朱先生，还曾经赠给他楹联匾额，黑底金字，花梨木的质地，重得要好几个人来抬。
两联是：“万户各炎凉流云眼底；一钵齐贵贱浩宇胸中。”
横匾是：“明心清世”——暗嵌了九袋爷的名字在其中。
九袋爷有了道台送的匾，还在长乐街买了一处四厢三进的青砖豪宅，放贷收息，收了四房老婆。他当然不用天天去讨饭了，只是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才躬亲，在街上走一轮，算是身体力行与手下打成一片。他这样做似乎有点多余，但知情人知道，他不讨还不行，据说十天半月不讨一讨饭，就脚肿，而且只要有三五天不打赤脚，脚上就发出一种红斑，痒得他日夜抓搔，皮破血流。
他最重视大年三十讨饭。在每年的这一天，他拒绝一切宴请，也不准家里生火，强令四个老婆都脱下绫罗丝棉，一律穿上破破烂烂的衣衫，每人一个袋子或一个碗，分头出去讨。讨回来什么就只能吃什么。铁香还只有三岁的时候，也在他打骂之下，哭哭泣泣地随他出门，在刺骨的风雪里学讨饭，敲开一家一家的门，见了人先叩头。
他说，娃崽不懂得苦中苦，以后还想成人？
他又说，世人只知山珍海味，不晓得讨来的东西最有味，可惜，实在可惜。
他后来被共产党定为“乞丐富农”，是因为他既有雇工剥削（剥削七袋以下的叫化子），又是货真价实的乞丐（哪怕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只好这样不伦不类算了。他一方面拥有烟砖豪宅四个老婆，另一方面还是经常穿破衫打赤脚，人们得承认这个事实。
他对此很不服气。他说共产党过河拆桥，刚来时还把他当过依靠力量。那时候清匪反霸，一些散匪四处逃躲。戴世清配合工作队，派出叫化子当眼线，留意街上来往的可疑分子，还到一家家去“数碗”，也就是借口讨饭其实暗中注意各家洗碗之多少，从而判断这一家是否增加了食客，是否暗藏着可疑人员。不过这当然只是一个短暂的时期。戴世清完全没有料到，革命最终也革叫化子的命，竟把他当做长乐街的一霸，一索子捆起来，押往四乡游斗。
他最终病死在牢中。据他的难友们回忆，他临死前说：“大丈夫就是这样，行时的时候，千人推我也推不倒；背运的时候，万人抬我也抬不起来。”
说这话的时候，他早已站不起来了。
他的病从两脚开始——先是肿大，鞋子袜子都穿不进去了，剪开了边也还是套不住，脚踝的曲线都没有了，两脚粗圆得如两袋米。然后，红斑照例出现，个把月后红斑又变成紫斑。再过一个月，又成了黑斑。他抓挠得脚上已经见不到一块好皮，前前后后都是血痂。监房里彻夜都听到他的喊叫。他也被送到医院里去诊过。但医生打的盘尼西林对于他没有一点作用。他跪在牢门前把铁门摇得咣当响，哀求看守的人：
“你们杀了我，快点拿刀来杀了我！”
“我们不杀你，要改造你。”
“不杀就让我去讨饭。”
“到了街上好跑是不是？”
“我喊你做菩萨，喊你做爷老子，快点让我去讨饭。你看这双脚要烂完了哇……”
看守冷笑：“你不要到我面前来耍诡计。”
“不是耍诡计。你们要是不放心我，拿枪在后面押着也行。”
“去去去，下午搬窑砖。”看守不想再啰嗦了。
“不行不行，我搬不得砖。”
“不搬也要搬，这叫劳动改造。你还想讨饭？还想不劳而获好逸恶劳？新社会了，就是要整直你这号人的骨头。”
看守人员最终没有同意他去讨饭。几天之后的一天早上，犯人们吃早饭的时候，发现戴世清还缩在被子里。有人去拍醒他，发现他已经硬了。他一只眼睛睁着一只眼睛闭着。枕边的窝草里飞出四五只吸血的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