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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略统计，大颂和高丽的逆差在三十亿颂圆左右，与东瀛的贸易逆差在四十八亿颂圆左右。”
杨贺早有准备，端着一本账册向赵煦说道。
顿了下，他道：“这只是账面上的贸易往来，民间多有疏漏。”
赵煦轻轻点头。
按照银子和颂圆的兑换比，这相等于六百万两银子和九百多万两银子。
如果拿颂圆和当代货币相比，一颂圆的购买力和一块钱也差不多，只是稍微高一点。
对于这个顺差数目，赵煦觉得在情理之中。
毕竟，大颂基本上从上到下控制了高丽和东瀛，毫无障碍地向他们输出工业品。
而由于高丽和东瀛没有工业基础，大颂的工业品在两国内没有敌手，盈余这么多理所应当。
“对于商税这块，你们要盯的紧一些，经商的商贾必须取得商引方能经商，每一笔贸易都要有记录，按照盈余缴纳商税。”想到杨贺说的‘民间多有疏漏’，他提醒了一句。
当前，大颂保持很低的农赋，那么税收就必须从商贸方面补足。
他率领大颂的将士们在外用命，为商贾打下一个又一个市场。
他们不能只享受红利而不愿承担一点责任。
而按大颂律法交税便是他们的责任。
当然，他很清楚商贾本色，他们的本性是不断扩张利益，对于责任能不承担就不承担。
这也会是今后朝廷与民间商贾的主要矛盾。
也是大颂从农业国转向工业国，发展商贸所要承受的结果。
对于这点，他必然是要保持警惕的，既要保持大颂商贸的发展，也不能允许闹出乱子。
这便是他为什么让官办商行占据主导，引领商贸发展的原因。
谁也无法保证未来大颂会不会出现一个受西土人思想教唆而成长起来的野心家。
他辛辛苦苦和将士们流血流泪打下来的江山，不愿因此葬送。
“是，殿下。”杨贺应了声是。
赵煦点点头，又望向刘福，“为了配合大颂商贸的发展，大颂也该建立国籍制度了，非大颂国籍者，不能擅自入境，对于高丽，东瀛想要入籍大颂者，也要定制相关政策，设立条件。”
顿了下，他继续道：“只有拥有大颂国籍者，方可享受大颂一切福利，包括商贸方面的政策福利，本王还会要求高丽，东瀛，以及吕宋同样建立国籍制度，避免一些大颂商贾为了逃税，将资产转移到以上诸国，又想要享受红利的两头吃行为。”
他的想法很简单，责任和义务对等。
否则一个个只想着钻营，逃避义务，大颂还怎么发展？
这个政策目的就是为了约束一些自以为聪明的商贾。
各国国籍制度建立，便让他们没有空子可钻，必须二选一。
要么作为大颂商贾，老实经商纳税，要么就放弃大颂国籍，不再享受大颂发展的红利。
其次，他还会在东土建立统一税制，将东土诸国俱都纳入其中。
商贾们无论到哪儿都得纳一样的税，他们也就不想这些邪门歪道了。
说了这些，赵煦宣布散朝。
随着年关将近，他又让刘福下达政令，允许州郡县府衙采买一批年货，发放给又子弟当兵的人家。
这自然是为了凝聚人心，同时也是为了塑造大颂“尚武”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