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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皇帝都希望知道自己有多少钱，天下有多少钱。在这个时代要进行较精确的经济测量，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好在朱慈烺依稀还记得经济史的一些内容，知道上哪里能够找到自己需要的数据——虽然这些数据未必可靠。
当然，用更“专家化”的语言来表述，这叫做：百分之某数的信心指数。
有百分之八十的信心指数，就意味着对此数据具有百分之八十的信任度。
朱慈烺现在对后世历史学家、经济史学家的信任指数为百分之六十，对自己查到的数据信任指数却连百分之一都没有。
“儿臣派人查了宫中旧档，自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诸珰所进矿税银几近三百万两。也就是平均每年二十余万两。”朱慈烺报的这个数据的确是宫中旧档，所以不敢全信，解释道：“这是矿监四出最为频繁之时，文官称之为无地不开，民不聊生。所以年均二十万两已经是万历至今最高的收入，其中还包括太监搜刮百姓的银子，也包括铜铁矿等非白银的矿藏。不管怎么说，收回来的是白银，咱们就权当这个白银来看。”
崇祯已经那个被绕进去了，他学过历史，但还没学过如此近的历史。而且就他本心来说，他并不认为自己的祖父是个好皇帝，非但对他父亲不好，而完全没有尽到皇帝的责任。话说回来，泰昌帝作为他的亲身父亲，对他也不怎么好。
“假设我大明每年能开采的白银是二十万两，当然，事实是远远不到的。”朱慈烺道手指朝上指了指，意思是记住前面的话，这个估值是严重溢出的：“万历三十四年至今正好四十年，总共开采的白银是八百万两。”
崇祯听明白了朱慈烺的意思，也知道自己当政的十七年间每年银课收入不过两三万两。摇头道：“你这估得也太高了。神庙派矿监实乃饮鸩止渴，一时风光，却空前绝后，不足为例。”
朱慈烺却还有一份宫中数据。那是万历八年时候云南银课的数目，不足六万两。云南银课占全国银课六成，所以能够估算出当年全国银课收入为九万两上下。银课税率是三分抽一，所以当年大产额大约在三十万两左右——这是考虑了合理“贪污”的情况。因为万历八年是张居正执政的巅峰时期，官员还算是较为廉洁，但并不能杜绝贪污、假账、挪用、瞒产等各种官场陋习。
三十万两显然比二十万两高出了三分之一，但考虑到崇祯朝后期的银课愈发萎缩，国变之后根本没有收到云南的银课收入，所以用二十万这个数值信心指数更高一些。
“姑且按照二十万两算，”朱慈烺道。“也就是八百万两。这能否说明全国就这点银子呢？”
“当然不行，万历之前开采的银子呢？”崇祯在这点上脑子还是很清楚的。
“三千九百四十七万两。”朱慈烺报出了一个极为精准的数目。
崇祯双目圆瞪。
“这是最少数目。”朱慈烺旋即将洪武二十三年到正德十五年一百三十年间的银课数与银产量背诵出来【注1】，听得崇祯目瞪口呆。
“这都是宫中老档可查的数字，查不得的数目与贪污、私采的数目实在无从估算。”朱慈烺道：“就算加倍吧。我朝历代以来累计开采的白银就是八千八百万两。这却并非天下白银的总数。”
“还有国朝之前开采银子……”
“那些我都不去算他。只算大头，八千八百万两还要加上三亿两。”
“三亿两！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崇祯失声叫道。
“是海外得来的。而且集中在嘉靖朝之后。”朱慈烺道：“因为泰西有国名西班牙者，侵占了一块蛮荒之地，那里盛产白银。此外，东瀛日本在嘉靖朝发现了两座大银山，而且还改进了冶炼技艺，故而白银增产极大。这三亿两中，日本流入我朝的白银就占了一半。几乎是他们的全部产量。”
崇祯总算从震惊中回过神来，道：“那些银子呢？都落入了晋商之手？”
“还有徽淮浙闽粤等地的大商人。”朱慈烺道：“这些银子从沿海流入我国，先经手的是浙闽粤三省的海商，他们从内地收罗瓷器、生丝、茶叶等等中华物产，银子便流入了中原腹地。西北商用辽东山参、貂皮，蒙古的畜牧、皮草等北货。将银子揽入怀中。其中有一部分被东虏和蒙鞑抢走，然后通过张家口晋商购买铁器、粮食。唔，辽镇当年也是晋商一样的角色，主要是贩卖粮食。”
崇祯听得头昏脑胀，重重一拳捶在扶手上。痛得暗中咬牙。
“所以晋商除了购买湖广的粮食、日本的俵物、江南的歌妓等等奢靡日用之物之外，并没太多地方用这些银子。于是，他们就在家宅底下挖个地窖，将白银窖藏起来。人同此心，晋商如此做，其他的大商家难道会有例外？所以大明这三亿八千万两银子，不知道有多少都是被藏在地窖之中的。”
“难怪我大明有如此之多白银，朕却完全没有银子可用！”崇祯恨恨道。
“父皇，关键不在地窖，而在我大明的税收。”朱慈烺道：“我大明以农立国，朝政收入全靠农税。而父皇从儿臣刚才描绘出来的那条白银走动的路径来看，可有哪一步是走到农民手中的？”
“购买湖广的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