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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暠不晓其义，请教张蒙，张蒙道：“太白山神既然如此说，必有其深意。我只能传言，不能解释。”
此时，李从珂已经是走投无路了，自然更想听听太白山神有何妙法了。房翯领命后，连忙就去问张蒙，张蒙又传“神言”道：“王当有天下，可无忧！”
李从珂明白，太白山神这是明示他“抗拒朝命，起兵造反。”其实，他又何尝没有想过呢？但他太明白自己眼下的处境了：眼下，凤翔满打满算也只有五千兵卒，军粮更是少得可怜，就是再节省，恐怕也很难支撑一个月。他凭什么去抗拒朝命？凭什么去造反？
但是，遵从朝命又能怎么样呢？李从珂知道，石敬瑭费尽了心力才得以前往太原的，好不容易才当上了蕃汉大总管，掌握着北边的军权，他又怎会轻易地离开太原呢？退一万步说，即便石敬瑭能容他前往太原移交，但他只要一离开凤翔城，恐怕立时就会有性命之忧。
既然太白山神有此旨意，说不定还能有一条活路呢！自己既然已经无路可走，又为何不听神的旨意呢？李从珂想了两天两夜，终于下了决心，决定抗旨起兵。不过，他还是想问问观察判官马胤孙的看法，因为马胤孙此人虽然寡言少语，但却为人持重，对自己也极为忠诚。于是将马胤孙召入王府中，问道：“我如今若前往京师，当以什么方法最为方便？”
马胤孙答道：“君命相召，临丧赴镇，又何必多疑？诸人为乱之谋，绝不可行。”
“五心腹”闻听此言，皆哂笑不已，纷纷出言讥讽马胤孙太过愚昧、迂腐。但李从珂知道，马胤孙所言也并非没有道理，故而，非但没有责怪他，自此之后，反而对他更加信重了。不过，这并没有改变李从珂抗旨起兵的决心，遂命李专美立即制作檄文。
李专美很快就制好了檄文，大意是说：朱弘昭、冯赟趁先帝有病，杀秦王而立宋王。新帝年少，小人用事，离间骨肉，**朝权，动摇籓镇，致使社稷有倾覆之虞。现今，从珂将入朝以清君侧之恶，但力不从心，难以独力承当，恳请邻籓协助，以安社稷。
檄文发出后，李从珂随即又派出数十路使者，分别前往各藩镇游说，希望能得到各藩镇的支持。他明白，这些藩镇之中，最为重要的还是长安。因为，长安将是他东进道路上第一道同时也是最为要害的一道屏障。西都长安留守乃是人称“蓟门战客”的王思同，若王思同能与他一同起事，那自然是最好不过了；若是王思同与他为敌，那他几乎就没有一丝一毫的胜算了。若是如此，他无论如何也不敢起兵东进的：且不说长安的数万精兵了，就是长安固若金汤的城墙，单凭他凤翔的五千军马，要想攻克它也是万万不能的。因而，他接连派遣了推官赧诩、押牙朱廷乂等相继前往长安，向王思同说明自己的处境、陈明得失利害，并忍痛将自己最为喜爱的多名美女歌妓送给了王思同。
王思同的反应恰恰就是李从珂所最不愿想到的！赧诩、朱廷乂一到长安，就被王思同绑缚了起来，王思同对二使者言道：“我受先帝大恩，若与凤翔同反，即便事成而富贵，仍然是一时之叛臣；假使事败而受辱，那更会成为流传千古之丑迹！”
西都判官王仁裕劝王思同道：“眼下朝廷主少臣骄，乱迹已显，潞王举兵成败难料，令公何不再等等看呢？”
西京副留守刘浔之子刘遂雍也劝道：“王判官之言有理，现今朝中重臣各怀心事，潞王一旦事成，王公将何以自处？”
王思同道：“新帝刚立，人心思定。我为人臣，绝不可首鼠两端，请先生莫再劝我。”随后即将赧诩、朱廷乂等人囚禁了起来，上表奏明朝廷。
其它各邻道藩镇的反馈更是让李从珂绝望之极：大多藩镇皆明确表示反对，也都像王思同一样，将潞王的使者囚禁了起来，虽然有几个藩镇放回了使者，但却不置一词，既不表示支持，也不表示反对。李从珂知道，这些藩镇显然正在左右观望，阿操两端。
在这些藩镇中，唯有陇州防御使相里金明确表示愿意倾心相附，并遣判官薛文遇亲自到凤翔与李从珂商议起事之事。李从珂久闻薛文遇之名，此人足智多谋，人称“再世诸葛”。李从珂此时可以说已经身处绝境，唯有相里金、薛文遇的支持，他的心中还算有一点安慰。
薛文遇一到凤翔，就手摇着羽扇慢条斯理地对李从珂言道：“听说除陇州之外，无一镇支持潞王，长安的王思同更是厉兵秣马，铁了心的要与潞王为敌。此事看起来潞王已处绝境，依薛某看则不然，潞王还有一线生机。所谓成大事者，必冒奇险，潞王正其时也！“
李从珂满面愁容地说道：“檄文已出，天下人皆知我反矣！眼下，我该怎么办呢？请先生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