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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百家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先秦学术派别的总称，诸子百家之流传中最为广泛的是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
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学者们便周游列国，为诸侯出谋划策，到战国时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传统上关于百家的划分，最早源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在《论六家要旨》中，将百家首次划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六家。后来，刘歆在《七略》中，又在司马谈划分的基础上，增“纵横、杂、农、小说”等为十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袭刘歆，并认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后来，人们去“小说家”，将剩下的九家称为“九流”。
自此，中国古代学术界都依从班固，百家就成了“九流”。今人吕思勉在《先秦学术概论》一书中再增“兵、医”，认为：“故论先秦学术，实可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纵横、杂、农、小说、兵、医十二家也。”
自有汉以后，到清朝封建的结束，一直存在朝堂的，不过只有儒家、法家、还有融合阴阳家转为神鬼之说的道家。三家两千年都一直影响着朝廷的走向，其中自然儒家影响最大，无人可撼动，法家次之，道家偶有皇帝成信徒时，就借国师之位，干预朝政。
时代的变迁，原先先秦孔子、韩非子、老子等的思想和初衷早被后人修改得面目全非。
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是人他就有自己的思想，完全继承先人的思想，那是没可能的事情，包括现在的朱魁也是在张紘、陆纤的面前，大大讲解他所理解的儒、法、道的解释，完全不同于他人。
“儒学主张的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人本主义，它要求人们过着伦理社会的道德生活，遵守古代圣贤的遗训，克制自己的欲望，指导自己的生活，使自己成为社会上德行优良、理智坚定的善人。儒家的人生哲学，在自我方面强调修身，在政治方面注重德化，在人伦方面恪守礼法，期望人在一生中退可以齐家，进可以治国平天下。
“法家主张“道私者乱,道法者治”的规则主义，天道人道都有他自己的规则，言人性本利，这与荀子提到性本贪是一样的，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对于政治，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黄老之学以“先天地生”的“道”为世界的本源和决定万物兴衰存亡的客观法则，要求人们遵循它，广泛运用于社会、政治、人生各个方面。主张“无为而治”，将“循理而举事”的合理行为视为“无为”，从而将其发展为积极“入世”的治道，要求统治者节欲、惠民、行仁义，在政治上，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君“无为”而臣“有为”，是一种君主驾驭臣下的统治之术，因此这种“无为”又可以称为“无不为”。
由此可见，三者在最终目的上是一致的，希望百姓德教，后守法，君主垂拱而治不多加干扰，天下大兴。三家学说只不过实现目的的手段和方法不一样而已。
那么，以现今朝廷状况三者应该如何融合？在什么地方融合才能有助于社稷的振兴？对于一个朝廷来说，朝廷的需要，天下大兴的需要，就是两者应该融合的地方。…。
大汉朝廷最需要什么？
律法的绝对威严，令行禁止。
在皇权和相权有效制衡基础上的君权至上。
对天子和朝廷的绝对忠诚。
百姓安居乐业。
因此这治国之论分三部分。
第一、重德教，使天下百姓人人有德，使人彬彬有礼，非如蛮人，这是儒家学派所要做的；
第二、君主与士大夫们制订了“法”，之后便应一切“皆断于法”，而不应该“以私而废公”、“以我而释法”,贯彻这种不以一己之私利而废天下之公法的“公正无私”的思想。
第三、所谓道家的“无为”并非绝对“无为”，而是在“法令既明”前提下的君主无为（陛下垂拱）臣有为（参等守职，遵而勿失）。
“百姓重德，官员守法，君主无为把法儒两方联系起来，天下大治。但目前的经学死死守着“以德治国，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说书郎的一番治国之策，犹如醍醐灌顶，让人豁然开朗……”张纮叹服道，“没想到小郎君的儒法道相融之策竟然是这么个办法，无论此策到底是否可行，郎君以小小年纪便可出说出这番言论，当胜于古之甘罗。”
不管朱魁所说那些治国针略是否可行。但张紘看来这么年纪，这么有看法，自己方才接连的轻视与人，太不应该了，随即站起身来，以他大上一轮的年纪，稽首行歉，说道：“紘方才言语轻挑，还请小郎君不要见怪，小郎君出口成章，不知师承何处？”
师承？朱魁想到眼前的张紘、陆纤他们都是士族，算党人一员，说出师承应该没什么大碍，便说道：“魁自小由同村叔祖王访公启蒙，后败在江夏八骏的张俭公门下，最小的入室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