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八十一章 苏俄之行(一更)(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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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就一支自己的军队,一直是姜瑞元梦寐以求的,早在1921年,他就谈到:“如弟驻省或驻韶练兵,而不引起某部注意,则准备于半年之内,练成一支劲旅,参加中原剧战也。”舍此而外,“如欲有所效力,则终久不能达期目的矣。”

生逢这样的乱世,姜瑞元对于权力的本质和根基都有着绝对的认识。在野心的驱使下,他的目光从未在军权身上离开过。

8月中旬,临出国前,他再次表示:“如欲善用弟材,惟有使弟远离中国社会,在军事上独当一方,便宜行事,则或有一二成效可收。”可见,姜瑞元办学练兵的愿望是多么迫切,而他访俄的一个主要目标也正在于期望得到苏俄的饷械援助。

因此,苏俄在军事援助上的含糊态度使姜瑞元深感失望,直到齐切林信发出,苏俄方面态度终于发生一些变化。11月13日,代表团再次与**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总司令加米涅夫见面。

会谈中,他要求苏方应向广州将开办的军事学校增加派出人员,对此,斯克良斯基回答:“开始需要进行一次试验。如果成立所设想的50人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那么**军事委员会不反对增加派出人员。”虽然口气仍然很含糊,但终于是答应了支持在广州开办军校。

据俄方文件记载,蒋姜瑞元一走出斯克良斯基的办公室,斯氏就说:“不要张罗疗养院、医生等事了,因为他自我感觉好多了”。从会谈文件看,姜瑞元唯一可以略感慰藉的,其实也只有上面这几句话。

因为在对俄态度上,姜瑞元和其他的成员有了冲突。纵观姜瑞元的一生,似乎还真没有什么卖国的举动。就连承认外**立,也是当年孙大炮自己和人家签了合约,白纸黑字赖不掉所致。

就着各种政治军事主权等问题,**党和红门的国内代表,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代表团内形成了两派,**党左派人物沈玄庐和张太雷是一派,姜瑞元和王登云是一派。其中左派,一直都和苏俄走得很近,自然而然的,也都和国内红门走得很近。这里面,还真没有几个好货色。

他们会见托洛茨基时,托洛茨基对他们说,现在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政治上和宣传上,并着手做党的组织工作。即便我们给很多钱,给予军事支援,“你们还是会一事无成”。谈到蒙古问题时,托洛茨基说,蒙古希望**。如果你们想同它建立统一战线,你们应该把它视为兄弟,并说你们不想主宰它。

这次谈话后姜瑞元很生气,说托洛茨基在骗他们。如果蒙古想**,那需要我们承认,需要我们给予它**,而不是它自己承认自己。这些话他们是在代表团内部讲的,对于主权问题,姜瑞元向来看重。而沈也生气了,两派发生激烈口角,差一点打起来。

就这一点而言,姜瑞元先将国家的权利放在首位。因为他知道,人民不需要一个出卖政治权利的党派,这一点根基,丝毫动摇不得。至于张太雷他们,心中已经早就赤化,有门无国。

此门,即红门,这也是党在国上的根本祸患。姜瑞元虽有占据天下之野望,但他也追求着千古完人的名声。这一点,他比马子任好上太多。

由于对苏俄的失望,姜瑞元对访俄报告也毫无热情。证之日后于回国途中,他“制《游俄报告书》,旋作旋辍”,烦躁心情可见一斑。

就代表团的使命来看,姜瑞元出访苏俄,说不上成功。但对他自身个人而言,毕竟是一次改变他命运的军校生涯,之后的一切皆和这段出行密不可分。也许,在姜瑞元内心中,这段出行的记忆会是十会复杂的吧。

莫斯科,这个赤化**崛起的地方,从**体制中放出了一只真正可以毁灭世界的恶魔。姜瑞元在还未来到这里之前,仍旧对着此处的红色政权有着向往,以俄为师的口号,并不仅有孙逸仙在高喊。

但能从狂热之中醒悟过来,他最终从这罪恶的泥潭中抽出脚步。**和**,也并非必须实行赤化才可。从根本上,姜瑞元还是更相忘于华夏千百年来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模式。

至少不像马子任那样,肆无忌惮的毁灭中华文明,断绝我辈之道统。

实际上,姜瑞元和马子任一样,都曾对苏俄充满了幻想,只不过马子任在1949年以前都没有到过苏联,所有的幻想都是间接从别人那里抄来,而姜瑞元则不同,1923年就亲历苏俄,并发表了观感,断言苏俄赤化体制绝不适合中国。

俄国素无好心,晚清的中俄历史是最好的事例,民国以后的历史更可谓证据确凿。至于红门一统天下之后的详细卖国予俄的举动,一直讳莫如深。苏俄的**与恐怖与三妹主义或者说与自由民主,是格格不入的,姜瑞元踏上苏联国土3个月就能看出。

自1923年8月5日起,他在上海奉党魁孙逸仙的命令,约会苏俄代表马林,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考察其军事政治和党务。8月25日从满洲里入俄境,9月2日到莫斯科,至11月29日启程回国,次月15日回到上海。在这3个月的期间,他对苏俄党务、军事和政治各方面进行考察。

观其论调,姜瑞元认为苏俄对中国**没有真切的认识。而其对中国社会,强分阶级,讲求斗争,他对付**友人的策略,反而比他对付**敌人的策略为更多。

军事方面,莫斯科红军组织严密,军容整齐;政治方面,无论在社会中间,或是俄红中间的斗争,他认识到苏维埃制度乃是**和恐怖的怪兽,与中国所需要的思想革新,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

俄红的领导者,对于他们代表团的参观和考察,到处都表示热烈欢迎,并恳切接待。但商谈中俄之间的问题,而涉及其苏俄利害有关的时候,他们的态度便立刻转变了,绝对没有放弃其侵略的野心。

到莫斯科的时候,列宁病重,陷入沉迷状态,不能晤面。姜瑞元会晤了苏俄党政及军事负责诸人,说苏俄的国家政策都是遵守列宁所指示的路线。综括他在俄考察3个月所得的印象,感觉就是俄红政权如一旦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则其对于中国和国民**的后患,将不堪设想。

证之后世之史实,姜瑞元对于赤化之恐怖,却并非虚妄。其故在于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红门门徒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赤奴矣。

这一点,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也未曾有多大改观。唯一的却别,也就在于某些人变成了赤奴。自己愿意做奴才也就罢了,还不许别人不做奴才。每每提到民权与自由,就说别人美奴、资本主义走狗、带路党。

殊不知,他们自己也不过是个五毛党罢了。只不知,这样的悲剧,何时才能有个终结。

中华文明的新纪元,还有很远。除了生产力的些许进步,自1922年之后,华夏的文明就再也没能为世界带来新的思想。

要么是资本主义的白色,要么是赤化**的红色,像洪水猛兽一样摧毁着我们自身文化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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